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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在一方面在讨论是否要加息，同时也在研究是不是也要采取负利率，所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好。

决定GDP的因素很多，变化也很大，不宜计划管理却有计划和计划管理，我国的产能过剩、高库存、高杠杆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GDP计划指标而造成的。这五期中，除过经济增长换挡期有其客观必然性以外，其他四期不能不说是由于以前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不到位、决策行为短期化造成的。

进入专题： 公共侧 中国改革 。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在学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方面，又放在了按晋升的要求去跑项目、找刊物、找评审专家方面，重视练外功而轻视练内功。例如，现在房地产业面临着艰巨的去库存任务。党政职能部门成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上级领导，学术附属于行政，行政职务成了获取学术地位和待遇的制高点，学术的神圣和尊严逐渐丧失，学术组织的学术性逐渐减弱，专家学者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淡漠。

股市本来是在资本合作经营和必要时交易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投资是基础，交易是必要，投机是副产品。其实，直到现在，我们有许多方面还在沿用计划管理的方法。三是限购政策阻碍合理需求释放。

信贷方面可以推进一系列手段，比如根据不同市场环境制定住房贷款首付和利率标准，库存压力大的市场首付可以继续下调，银行根据资产及信用状态提高贷款金额。这就需要一个信息的平台，打破新房市场传统的三个壁垒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我国在这一领域拥有很强能力，如技术能力、施工能力，同时带动工程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发电设备等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和服务，有利于出口结构升级。中国是资源、能源短缺的国家，60％左右的石油靠进口，以后这一比例可能还会更高。

一个国家之所以变得富裕，变得发达，关键就是其产业不断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原来中国比较落后，光看到别人往我们这儿转低端产业，我们却没有转出去。

中国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加速竞争力升级，用10年时间，在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具备国际竞争力，推动未来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除了传统产业升级以外，还有很多新的重大机遇。一些原来对中国经济作出贡献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因素，现在开始向其他国家转移。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对外开放，除了引进外资、扩大出口等实际层面的意义外，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国内改革。

很多国家的发展都伴随着结构调整，让不再适应本土的产业转移出去。中国新闻周刊：未来5?10年，中美在世界经济格局的中的地位会有怎样的变化？ 隆国强：我认为，5年内，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到金融危机前，每年都实现20％－30％的出口增长，非常强劲，对产业发展、解决就业都起到很大作用。近两年，中国出口是负增长，但从短期GDP核算角度，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还是正效应。

但是目前大部分企业都是自己探索，可能会因为不熟悉当地情况，面临政府腐败、低效率、犯罪率高等风险。新一轮技术革命将会孕育一些新的产业，比如IT产业，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产业，从硬件、软件到各种应用，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在全球互联网企业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过程会是多长时间？ 隆国强：一旦开始产业转移的步伐后，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是个动态过程。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多是原有大国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制定的规则，更多体现他们的利益。

可是出口有个乘数效应，比如出口增长20％，将带动很多制造业的投资，出口前景很好，设备投资就会增加，可如果出口负增长10％，还有人敢去投资吗？所以还要考虑出口的乘数效应。而今天开始对外产业转移，是发展的结果。比如韩国，它的产业转移至今没有结束，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走了，但其他产业也还在继续转，随着本土产业不断升级，低端产业继续往海外转移。比如特斯拉是靠新能源汽车挤进来了，也许10年后将是汽车市场上很重要的一家。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29期 进入 隆国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开放 改革 。比如韩国，上世纪90年代以前，也生产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品，是运动鞋生产大国。

从长远看，形成新的区域合作生产网络，一些设备制造、开拓市场，这些都是资本、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业。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换挡和前期刺激政策后遗症消化并行的情况下，未来五年中国对外经济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针对这一话题，《中国新闻周刊》近期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

多年前，我们中国人认为自由贸易会带来灭顶之灾，可现在放眼全球，正是中国在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升级就要创新，要技术，同时还要和发达国家开展竞争。

二是通过深化和其他国家合作，会为中国的优势产业找到新的市场。产业转移促结构升级 中国新闻周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是否成为解决中国国内经济不振的突破口？ 隆国强：一带一路是区域合作的倡议，是开放式的，通过60多个国家增强彼此间的合作，有利于各国在合作中发展，是互利共赢的。

因此，用10年时间，可能推动一些产业，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这取决于改革创新步伐的速度有多快。但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可以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比如汽车，如果继续做今天跑在马路上的传统汽车，中国的机会并不多，因为汽车产业已被美日德三国瓜分完毕。因此，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把自己变成强者。出口萎缩对经济增长有很大打击，外需不振对制造业来说就是很大挑战。

规则的演变实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韩国这几年发展挺好，即便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也影响不大，主要在于韩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升级很成功，把低附加值产业转到中国，而中国又是其最大市场和最大顺差来源，每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达数百亿美元，所以这个转移是有好处的。

而一带一路这个区域合作倡议有利于增强中国资源、能源安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空间。关键在于产业转出去和自己在全球生产链升级的步伐要合拍。

我认为特别要抓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这给了中国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再比如谷歌、微软等企业，通过信息技术，可以造出无人驾驶、高度智能化的汽车，把信息技术和传统产业融合到一起，创新出很多新的东西，这就是互联网＋。

但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新能源，就有了新的机会。以前靠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撑国际竞争力，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就必须转型升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了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蓝图，除了顶层设计和群众首创相结合，同样需要开放领域的示范和倒逼，比如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在实验探路。因此，对中国来说，如何在新一轮国际规则演变过程中争取话语权，能制定更有利的国际经贸规则，将是很大挑战。

未来还有很多国际谈判，比如中美投资协定等，这些都将进一步发挥以开放促改革的作用。中国新闻周刊：这些企业跨境产业转移后，会不会在国内造成就业压力等问题？ 隆国强：转移不完全是坏事，没那么可怕。

二是倒逼效应，比如在各种国际谈判中的承诺，中国是个信守承诺的国家，对外承诺会倒逼着进行改革。10年前中国出口高铁都无法想象，但今天却有可能实现。

尽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可能追上美国，但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在5年甚至10年内都很难撼动。而原来的传统产品，则要面对来自印度、越南等更低成本的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前有虎后有狼，两头挤压。